贺黄本立院士九十华诞(7)

可就在黄本立读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长期以来超负荷透支体力终于使得原本消瘦的黄本立支撑不住了，他也感染上了父母亲以前得的肺病，只好休学住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住院期间，冯先生和高先生还常常给黄本立写信。临近广州解放时，黄本立听说岭南大学有些老师跑到香港或设法出国去了，可冯先生却来信说：“We will stay here to do our job and do it well.”即他们决定留在这里工作，而且要把它做好，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他们的意向。就是这么一句看似很简单的话，当时却每一个字都重锤般地敲击着黄本立的心灵，让他深受感动，并至今牢记心头。出院后黄本立回学校复读，不久后广州也迎来了解放。

黄本立院士和他的科研工作团队（2014年）自左至右：梁志森（博士生），张伯超（博士生），江云斌（本科生），王小华（博士生），邹冬璇（硕士生），孙彬文（本科生），黄本立（院士），殷志斌（博士生），杭 纬（教授），何妙洪（博士生），刘 蓉（博士生），李卫峰（博士生），张书迪（博士生），程肖玲（硕士生），肖元芳（硕士生）

广州刚解放时黄本立面临两条路的选择。一是毕业后出国留学。当时黄本立的一位好友张植鉴已在美国帮他申请“读研”。而黄本立自大学二年级起连续获得华盛顿州立大学设立的国际学生奖学金，申报上该校的研究生录取几率很大。另一条路是“参加革命”（在新中国参加工作）。当时黄本立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小琼从北京分配到长春的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来信中提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发展急需要理工科人才；并告诉黄本立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长春的一个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去。满怀爱国之心的黄本立毅然奔赴北上“革命”的道路，放弃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他等不及毕业，就于1950年2月和几位同班同学一起匆匆赶赴东北。3月初，黄本立到了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前身，简称长春应化所）。解放初期，东北的产业部门的发展急需快速、准确的原子光谱分析技术，而在当时这种技术还未开始起步。黄本立毅然地投身到急需的原子光谱分析技术研究中去，暂时放下了自己喜爱的摄影。当时他还想等以后条件允许的时候，再想办法调到“东影”去，从事他热衷的摄影工作。

就这样，黄本立匆匆参加了工作，从此告别学生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

服从需要发展学科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仅有少数人研究或使用原子光谱分析技术，而光谱分析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钢铁、冶炼、地质勘探等产业所急需的。1950年，在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黄本立自行修复、调整好了一台日本人弃置在地下室废物堆里的小型摄谱仪，利用它来配合研究工作；并使用过期很久的感光板，初步建立光谱分析方法。

1952年起，黄本立先后建立了球墨铸铁、黄铜等的光谱定量分析方法，把光谱分析推广到工厂去。之后黄本立为抚顺钢厂试制的Feussner式电花激发光源，该装置可能是我国首台自制的用于光谱分析的激发光源。1955年，黄本立提出“数阶法”、半定量分析中的“接线法”和“内标法”，这在当时国内普遍采用照相摄谱法分析的情况下，显示出较大的应用价值和学术意义。1957年，黄本立研制了一种新型双电弧光谱分析光源，可用来测定粉末样品中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这项成果被国外学者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本立被戴上“九国特务”的帽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隔离室内，黄本立用在旮旯里找到的一小片有机玻璃薄片、一块塑料垫板、一枚大头针，以及带有等距黑点的日式稿纸，利用在水泥地“研制”出的带有曲线板的量角器，算出一个有三位数的三角函数表。因没有查到“九国特务”证据，黄本立被放出“牛棚”，但那时只能“靠边站”，几乎所有的课题都被令停止。就在“靠边站”时期，黄本立凭借超人的毅力和智慧，克服种种困难，研制成国内第一台钽舟无焰原子吸收装置（1972年）。新型仪器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摄谱仪改装的光谱分析光电装置（1958年）；以复合光积分光强控制摄谱曝光量的装置（1963年）；X射线激发光学荧光光谱仪的设计（1971年）。

1975年起，黄本立开始从事新型光源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分析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和中科院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工作主要是环境分析方法，开展了我国第一批固体环境标准参考物质的ICP－AES定值分析工作，完成了对松花江水系环境背景值及环境保护的研究。他所研制的新型雾化－氢化物发生装置，获得一项中国专利。该装置可同时测定氢化物元素和非氢化物元素，在使用样品量和一般雾化器一样的情况下，氢化物元素的测定灵敏度可提高20倍，而保持非氢化物元素的测定灵敏度不变。

文章来源：《分析试验室》 网址: http://www.fxsys.cn/qikandaodu/2020/0918/402.html